事后我们才明白，在PICL研究项目启动之后，我们的预期并不准确。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能让所有的家庭都介入，然而现在看来还差得很远。我们猜测阻碍我们的因素可能会是：

　　?　　婚姻状况

　　?　　父母的就业情况

　　?　　语言障碍

　　?　　家庭压力

　　?　　孩子在幼儿园里是否待过一到二年

　　?　　父母是否早先有孩子在幼儿园里

　　?　　父母显见的对任何外来形式干涉的敌意

　　?　　父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

　　?　　家庭工作者（保育员）的个性

　　?　　家庭生活中的变化（生病/怀孕）

　　?　　孩子是否有特殊需要或家中的其他孩子有否特殊需要。

　　我们于是又一次回到了我们面谈的时刻表上——很显然许多家庭正经历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由数据库中得出的结论如下：

　　?　　有两个家庭，父母都起早到晚的工作，为的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两个例子中，都涉及了一个价值关念的转变问题，即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CORBY以外的临近的村镇学校去读书

　　?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工作是长途卡车司机；在另四个家庭中，父母的工作时间就更长了（有一个父亲做了三份工作）

　　?　　这些家庭中，每9个家庭当中有5个家庭的孩子只在幼儿园待过一年。

　　?　　这些家庭中，每9个家庭当中有3个家庭的孩子开始幼儿园晚了一些，错过了为期两周与保育员和幼儿园之间的磨合期。

　　?　　在一些家庭中，家庭压力非常惊人。这些压力包括：照顾多病的老母；有三个家庭有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有两个家庭住在条件恶劣的房子里；一个家中母亲刚刚结婚；一个家中刚搬房子；还有一户家里有个重病的儿童。

　　?　　在四户家庭中幼儿园的家庭工作者由于生病和产假等原因换了又换。

　　我们一直很清楚父母应当在他们自己恰当的时间和以适合的方式介入我们。然而，我们仍决定和我们的智囊团讨论关于他们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们意识到一些家庭并不想深深地介入我们。如果我们是积极响应的，并且是灵活的和持之以恒地争取这些家庭的加入，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情愿，那么我们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会继续和他们进行非正式的交流，而且和他们分享关于他们孩子在幼儿园里取得的进步。